今年歐錦賽的波士尼亞，給我很深的感觸，不僅是因為我很喜愛並曾造訪的國家，更是他們拚了命去克服與證明，走過的一切。

這支波士尼亞男籃應該是我見過最克難成軍的隊伍，波士尼亞籃協早在 7 月底就已哭窮，表明協會嚴重缺少資金，不要說這屆男籃集訓，連青年隊與接下來 9 月底的女籃世界盃，他們都坦言不知道經費從哪裡來。

原本這筆集訓經費應該是由波士尼亞部長聯盟理事會在 8 月初撥發入帳，但最後跳票了，後來是塞拉耶佛和特拉夫尼克的幾個波士尼亞當地市政府合捐了 3,500 歐元，勉強解決燃眉之急。

包括先前的世界盃資格賽，今年的波士尼亞男籃沒有該有的國家隊集訓，沒有太多資源，連練球場館都有一搭沒一搭，只有飛去愛沙尼亞打了兩場熱身賽，接著就在世界盃資格賽面對法國。而那次飛到愛沙尼亞，當然也沒有什麼保證商務艙，而是所有球員都坐經濟艙，包括 Jusuf Nurkic 這種 6 呎 11 吋、275 磅，一個人應該坐兩個位置的巨漢，都要與另外兩個隊友一起擠小飛機的經濟艙。然後住宿，是四個球員睡一間。

對於政府辦事不力，Nurkic 頗有微詞，他認為連愛沙尼亞的移地訓練都是愛沙尼亞籃協幫忙出資才得以成行。而關鍵，就在於波士尼亞先天不良的政府架構，他們不是多有錢的國家，但一個國家怎麼都不會窮到連那一點錢都擠不出來，而是因為波士尼亞的任何重大決策都要經過三個國內民族──波士尼亞人、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的黨派協商取得共識後，才能順利推動。換言之，只要有人刻意杯葛，政府就什麼都做不了。

但即便比賽條件艱困，波士尼亞球員並沒有退出，Nurkic 沒有，Džanan Musa 也沒有，就連歸化球員 John Roberson 都待在球隊。其實歸化球員在國際上就是一門生意，在籃協金流出問題的情況下還要替對方效力？這根本前所未聞。但他們上下一心，好幾次上演了不可能的奇蹟，包括 8 月底的世界盃資格賽在自家主場，於兩度延長賽後以 96 比 90 擊敗法國。

甚至當 Nurkic 被問到有沒有信心在這次歐錦賽的超級死亡之組取勝時，他想都沒想就回答「Of course」。身為國家隊英雄，他對外在條件頗有微詞，但同時也對這支球隊有信心。如果在歐錦賽前有人說波士尼亞有任何晉級機會，大概會被當神經病，但他們在歐錦賽展現出超乎想像的競爭力，只輸德國 10 分，然後逆轉擊敗冠軍熱門斯洛維尼亞，在最後階段才不敵法國，硬是在這個歐錦賽史上最可怕的預賽分組拿下兩勝，值得讓人對他們肅然起敬。

為什麼在那麼艱困的條件下還願意出征？Nurkic 說，波士尼亞從獨立再到內戰，到現在已經 30 年，除了初期，政府低落的行政效率根本沒改變過，戰爭不會改變政府，疫情也不會改變政府，年輕人不對這個國家抱持希望，只要能離開，沒人想留下。

對於這整整兩個世代的波士尼亞人來說，他們就是在戰爭陰影下茁壯的人，如這屆歐錦賽國家隊前鋒 Emir Sulejmanovic，是波士尼亞近年最被期待的內線之一，他出生在 1995 年雪布尼查近郊的森林中。為什麼是在森林？1995 年，發生近代歐洲最慘忍的雪布尼查大屠殺事件，去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艾達去何處》（Quo Vadis, Aida?），就是描述這段悲慘的戰爭歷史。Sulejmanovic 出生後與家人移居芬蘭，成長於芬蘭難民營，最後他和 Nurkic 一樣，青少年時代到斯洛維尼亞接受正規籃球訓練，然後成為職業球員。

Nurkic 相信，波士尼亞的人們厭倦了戰爭的一切，但又對於現實感到無力，他們渴望有宣洩出口，渴望看到轉變，而 Nurkic 認為籃球會是個方向，也是帶給這個國家希望的管道。每個政治人物上台都會喊著要改變，但困境從沒改變過，如果國家隊可以帶來一點點不一樣，或許，波士尼亞會真的不一樣。

Nurkic 說他很累，七天裡打了五場高強度的比賽，扣掉第一天賽程後還有一日休兵，等於後面五天連打了德國、斯洛維尼亞、法國與立陶宛。他們不為錢、不為利，而是要打一場漂亮的仗，即便對手強大，即便輸球，他們也要證明給波士尼亞人看，他們能打，非常能打。

如果有注意到這次比賽場邊，波士尼亞球迷大概是最慷慨激昂的一群，他們舉著波士尼亞國徽中的百合花，象徵民族精神，男性球迷赤裸上身敲鑼打鼓，十足巴爾幹硬漢風格，也有人舉著布條，上面寫著「KILOMETRE GAZIMO, POBJEDE SLAVIMO」，意思是「我們徒步前行，我們勝利」。

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要重新站起來，從來就不是一個救世主登高一呼，新國家、新民族、新世代就誕生了。真正的民族意識，應該是由下到上，由每一個人的自發性，讓群體產生改變。這次歐錦賽的波士尼亞用盡了他們的一切，贏得尊敬，贏得掌聲，無論晉級，無論輸贏，It's always bigger than basketball。

文︱《baller籃球誌》客座主編 古硯偉